大脑镰钙化灶是什么意思

　　“如果学校真有关于抑郁症的量表测试，我是不是该如实填写呢？”网名为“Foolcool”的网友，在一篇名为《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体检：好事要办好》的文章下留言，表达了被学校知晓自己有“情绪病”的担心，这是否意味着自己被划入另册，引发潜在的歧视。

　　9月11日，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有关要求，加大抑郁症防治工作力度，遏制患病率上升趋势鼓励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探索开展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

　　在这一方案中提到：“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方案刚一发布，引起社会的热议。在对方案肯定的同时，如何科学地设计与执行，才能做到既能有效地识别、帮助抑郁症群体，又不让这一过程对于患者人群引发“二次伤害”，被业内广泛关注。

　　从“筛查”到“预防”

　　张进是《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体检：好事要办好》一文的作者，与健康界谈及这一话题时，张进正在杭州办“渡过”陪伴者计划的千岛湖营，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已经有500多人参加了这样的线下活动。

　　如果不是抑郁症，张进会继续在新闻业的第一线工作，在辞职之前他已经是知名财经类媒体的副总编。2012年张进陷入重度抑郁，只好停下工作进行治疗。在治愈后，他试图把自己的经历和治疗过程整理下来、形成文字向公众传播，继而出版《渡过》一书。

　　经过五年的发展，围绕这一主题的 “渡过”已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抑郁互助康复社区之一。

　　在张进看来，这次《工作方案》的出台，从总体上讲是一件好事。这证明在国家层面已经开始重视民众的精神健康问题，“它体现了国家关注精神健康的措施已经落实到操作层面，必将唤起全民对精神健康的关注”。

　　近年来，“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等关键词多次出现在国家层面的文件中。

　　2019年，国家卫健委公布《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在这份文件中提到，到2022年和2030年，抑郁症治疗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30%和80%。“心理健康促进行动”作为重大行动的第五项出现。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以抑郁障碍为主的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抑郁症患病率为2.1%，焦虑障碍患病率达4.98%”，这份文件对抑郁症给出了这样的判断。

　　而刚刚发布的《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中提到，到2022年，要让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达80%，学生对防治知识知晓率达85%。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年复发率降低30%。

　　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高压职业人群被这份方案当作重点人群进行关注，并明确了加强防治知识宣教、开展筛查评估、及时开展心理干预、加大重点人群干预力度、强化心理热线服务、及时开展心理干预等六项重点任务。

　　但是，在长期从事心理咨询的湖北阳明心理研究院创始人马恩祥看来，目前国家的政策应该有更大的覆盖范围，不仅仅限于抑郁症上，而是应该扩展到“心理健康”上。

　　“为什么一定要把抑郁症单提出来呢？难道焦虑、躁动这些不重要吗？”，马恩祥说，他认为不能因为抑郁症在国内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就只关注抑郁症这众多精神疾病中的一个种类，而不顾其他。

　　马恩祥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直接指向抑郁症体现了解决问题要“抓重点”，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尽快解决问题的功利化思维作祟，对这个问题更理想的描述应该是“预防”。

　　在他看来，现有的“筛查”的说法容易引起民众反感。“筛查直接指向的是患者，这让人不舒服，好像要把患者直接揪出来。”但是预防则是指向全体国民，所有人都会在相关的举措中受益，马恩祥如此解释。

　　为什么是大中学生？

　　从张进接触青少年抑郁症的2017年开始，它已经在青少年群体中呈现爆发的趋势。

　　2017年4月，张进在全国寻访他预先选定的抑郁症患者。除此之外，他还会接受一些患者和家属的委托和邀约，实地到他们家庭走访。

　　那次出行后，张进统计了一下，他发现所有提出邀约、希望他去实地家访的对象几乎都是青少年患者和家属。

　　2017年3月开始，张进开始建立社群，家长群占到其中的大多数。到目前为止，家长社群已经有十几个，围绕在“渡过”周围的家长和患者达万人。

　　在和青少年患者接触过程中，张进发现向“渡过”寻求帮助的患者有明显的低龄化倾向。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15-17岁的孩子找到他们，因面临高考，这一年龄段是抑郁症的高发年龄。过了几年，开始有13岁、11岁的孩子出现，到现在最小的患者年龄只有九岁。

　　“我认为这其实是社会因素造成的”，张进认为是弥漫于全社会的焦虑，从学校传达到家庭，再到父母，最后传达到每一个青少年的身上，“青少年成为了社会转型下全社会压力的实际承担者”。

　　想要解决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筛查是不够的，“功夫都在筛查之外”。张进认为：“想要解决精神健康的问题，应该是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层面的共同作用才可以。”

　　其中，生物层面对应医院、心理层面对应心理咨询师、社会层面则对应着像“渡过”一样的社会机构。

　　筛查结果不能作为诊断依据

　　和心理疾病相伴的是病耻感。一部分人在出现心理问题后，会产生羞耻的情绪，不愿意去专业机构寻求帮助。

　　张进观察到，在华人社会中病耻感相比其他社会更重。他到马来西亚采访时发现，即便是在当地，华人也比其他种裔的人群更羞于在出现症状后寻求帮助。

　　因此，对于可能实施的大范围入学筛查，张进和一些患者家属都表达了疑虑。他们担心，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心里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但是出于病耻感、及如实填写后可能带来的歧视等顾虑，很可能不会如实填写问卷，从而让“摸底”流于形式，甚至起到让抑郁症患者更加封闭的反效果。

　　张进描述说，对于一个患者来说，“他每天痛哭两个小时，他有自杀的念头，怎么可能写真话？”而当如实填写后，一旦信息被泄露（事实上在学校里这种泄露的概率并不低），同学们的异样眼光，对于本就敏感、脆弱的患者，会造成更严重的刺激和伤害。

　　据一位从上海某知名高校毕业多年的同学回忆称，在她入学时该校就对所有新生进行了心理测试。她记得班上有一位同学被认为测试结果证明存在“问题”，被多次在课堂上喊去问话，问话内容包括“为什么会报考这所学校？”等。

　　曾在北京某高中就读的陈晨患过抑郁症，他称自己有过自杀的想法，经过药物治疗和在美国接受的艺术治疗已经痊愈。他回忆说，在知晓自己患病后，校方要求他退学，理由是担心他在学校自杀。休学两年多后，陈晨今年参加高考，被北京某知名高校录取，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马恩祥认为，这意味着，一整套筛查和辅导流程必须由专业人士来做，而不能在校园内随随便便交给某一个老师或者某一个既有组织、部门来做。张进建议，即便是做了筛查，结果也必须由专业人士保管，甚至“班主任老师都不能知道！”因为作为非专业人士，班主任向患者投来的异样眼光，甚至是出于一些善意的“区别对待”，也可能成为压到患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过多次培训心理咨询师、筛查测试员经历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胡乃文则建议，要设立在学校里可以查阅测试结果的等级权限，最好能由专业的心理老师把结果亲手交到本人手中。

　　在胡乃文看来，校内进行的大范围筛查仅能作为一种初筛和预防手段，而不能作为直接的诊断结果出现。“筛查只属于普适性的心理测试，只是让有严重倾向的学生得到积极的关注，让一些问题在未发生时就能得到关注和预防。”

　　在学校识别出可能存在的问题之后，要给出“转介”建议。所谓“转介”，就是学校可以推荐适合的心理、精神专科机构来供学生和家长参考。

　　“心理问题就跟普通感冒一样。”马恩祥认为，我们必须改变在文化中对于心理疾病的认知，换言之一个人没有心理问题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只要接受治疗、必要的时候使用一定的药物，是可以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控制得住的。

　　而在隐私保护的问题上，马恩祥认为，只要患者可以很好地扮演社会角色，履行某一个社会角色对扮演者的要求，社会就不应该排斥他、歧视他。他甚至举例说，现实中，就有这样的案例：一个很出名的教授其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是这不影响他搞科研，他依旧是一名合格的教授。 “我们和社会没有理由排斥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彻底打消病人的病耻感。就像我们不会歧视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样。”